三重门

1942影评一：苦难中的悲悯与选择 如果《少年pi》里第一个故事精彩梦幻、第二个却一笔带过地话，那么《一九四二》则大篇幅地描绘了“第二个”现实故事，这里没有美好的奇异世界，这里残酷，冷峻，某些悲切令人不忍直视。 一九四二年，河南，旱灾，蝗灾，三百万人饿死。“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血战、丘吉尔感冒。”冯小刚的电影保留了刘震云小说里的这句话，在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个人的悲惨只是你个人的大事，蒋委员长心里则另有其他，日寇步步紧逼，陕北盘踞着逐渐坐大的敌对武装，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场，战后世界格局与中国国际地位……与这些大事相比，河南的灾情未免来得不是时候。其实蒋委员长并非不信，只是不愿相信。如同王小波笔下花剌子模的君王，他拒绝听到关于河南任何坏消息，“灾是有的，但没那么严重。”直到看到《时代》记者拍到狗吃人尸的照片，蒋委员长才不得不承认灾难的存在，才开始杯水车薪的救援。 而几百万灾民，早已在逃荒路上奔走多时。在大灾面前，无论贫穷或富裕都无法幸免。电影里灾民这条线，主要是张国立饰演的财主和冯远征饰演的佃户逃荒的旅途。财富在这个时候毫无帮助，储存了那么多粮食架不住饥饿土匪的吃大户，逃荒路上经不起撤退士兵的哄抢，只能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一死于不同的非命，儿子在家被土匪戳死、儿媳生完孩子饿死、老婆悄无声息地饿死、小孩子最后被自己闷死，贫穷的呢，一样，病死饿死打死炸死，反正是各种死，让人想起了余华的《活着》，几百万人为了活命，往西边不停奔走，其实那边又能有什么呢，但无论如何，走下去，似乎就有活着的希望。 电影把灾民和官员、灾区和城市分两条线来叙述，不时互相穿插，两条线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某种程度来说，电影叙事不停地被中断，但这也形成了另一种强烈的对比，灾区的县长仍能用一桌好菜招待主席，陪都重庆歌照唱舞照跳夜夜笙歌，饥饿只是饥饿着的人自己的事。如同窝在影院舒服的椅子里看电影的观众，我们感叹剧中人悲惨，但这种同情显得廉价近乎虚伪，我们看到微博上层出不穷的惨剧，悲愤，转发，但也许下一条我们会转发一条笑话。并不是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总觉得哪里有些问题。电影里那些各色官员并不是脸谱化贪官污吏，省主席也会为了河南灾情四处奔走，但他们不是灾民，他们会流泪，会祈祷，可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倒是那位时代周刊的记者走得更远，更近。蒋委员长说得好，他怀念北伐时期的自己，一呼百应，毫无顾虑，能够真正与百姓站在一起，现在，已经不能那么单纯了。这话，对于远在陕北的敌对军而言，何尝不是一种预言。 信仰有何作用？《少年pi》里，信仰让派在苦难中从容地活下来面对生命，但《一九四二》里张涵予的神父却在饥饿和炮火中迷失，看着小女孩美好的生命灰飞烟灭，他有了疑惑，为何上帝总打不赢魔鬼？他对外国神父说，他觉得自己的心里也住进了魔鬼。面过已成为过去的苦难，少年派可以做出选择，选择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但设若深陷苦难无法自拔永远也看不到尽头呢？电影里，人们都为了活着尝尽苦楚，却没有一个人选择自杀，他们都卑微地生存者，财主的读过书爱小猫的女儿宁愿自己被卖到妓院，只因想吃饱想活命，佃户愿意卖掉小女儿，徐帆在给孩子一个托付后自己把自己卖掉，如此凄凉，却没有人选择死。如同余华的《活着》，活下去是柔软而刚强的，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在苦难中，生更容易更有价值，还是死更容易更有价值，有时还真难以轻易判断谁更值得尊敬。真实的历史里，一无所有的父母，会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儿女，女人们会被城里来的人贩子买走当老婆或卖到妓院，据说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不愿听到他们哭喊着要吃的东西。当然，也有人选择一家人倾其所有后饱餐一顿一起去死。 电影里的日军用军粮收买灾区人民，竟收获奇效，这一招蒋委员长称之为“阴险”，但委员长，河南正是你甩出去的包袱啊。对于大人物来说，我们都是蝼蚁，棋子，必要时可以是弃子。张默扮演的长工，被日本人长刀刺死，馒头在刀尖，绝妙的隐喻，给你吃，后面就是刀。从百姓的角度来说，这粮食吃还是不吃，是个问题。用司令官的话说，人饿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仗打输了，我们就都是亡国奴了。但大人物们让我们死，日本人让我们活，至于土地，跟我们何尝有一毛钱关系？所以，小说里说人民竟倒戈打中国军人，电影里没有正面表现，想必有着不小的顾虑，姜文的《鬼子来了》可在前头搁着呢。有人说，拍一九四二算什么，怎么不敢拍二十年后，请问这些人是外宾吗？ 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其实一九四二年这场饥荒中显露出来的问题已经为他的崩溃埋下了伏笔，贪污腐败泛滥，官僚主义严重，政府行政效能极为低下，而社会力量又被严厉管控，这一切都是七年后失败的先兆。温故一九四二，温故而知新，要知道，可以饿死三百万，也可以饿死三千万，有时候有天灾，有时候是是诬陷为天灾，有时候可以逃荒，有时候却不让出去要饿死就饿死在自己家。也许那样的饥荒不会再来，但各种混乱未必会消失，如何选择，如何决定，值得每个人深思，值得大人物们警醒。   1942影评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是啊，他还能怎么样？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 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关羽问：带不带饥民？刘备说：带！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1942影评三：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幸存者 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遭受战争的威胁，饥饿的恐惧？如果斗不过魔鬼，信主有什么用？——《1942》，等你上映。 大约在两年前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里面曾经提到过1942，说的不是很详细，老实说，我也确实没法儿说的详细，因为我本就不是很了解。 我们的历史小说可以将两千年前某个下午的生活场景都构想出来，如同亲身经历；我们拥有强大的网络搜索功能，甚至可以精确定位到我们目前身处何方，但是我们却不能对短短六七十年前发生的大灾难有意个细致而客观的了解，我们是幸福的，但却也是可悲的。 我能知道的，是美国记者估算的沦陷区大约死亡300万-500万人，有超过2000万人受灾，也有些说法是3000万人，其实不重要，当数字上升到千万的时候，再去形容其多有什么意义？我只知道这些，而这些，我也常在怀疑：这是不是美帝反动派恶意制造的假新闻？ 我听说铁道沿路都是河南人的尸骨。 我听说日本人曾经在沦陷区救灾。 我听说灾民看到美国传教士们就跪在地上请求他们的搭救，传教士们扔下小袋面粉。 我听说，刘震云在书里写到豫西百姓缴了五万国民党军人的械投靠了日本人。 可是只是听说而已。 我看了预告片，不到半分钟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我知道冯小刚导演你又想来赚眼泪了。 300万或者500万，写在纸上只是很短很小的存在，所以吃饱喝足的我们如今每天在电脑前吐槽的时候，也可能只是把它当作书面数字而已。 我不是英雄，同样你也不是，假如回到1942，我们只会是那漫长的黑色的饥饿的悲伤的流民路上的饿殍，那时或许你正在煮你的儿子吃，当然也可能是在煮你的父母，也可能你在被人吃，也可能早被野狗撕烂了身体。如果有地狱，我想这样的情景就是。 你或许还在为保钓愤愤不平，你也许还在吐槽我们的政府，但是我所能说的，没有真正饥饿过的人，不配谈爱国，当然还有文青们所谓的爱情。没有饥饿过的人，才会期待一场乱世的来临。 有人在说，冯小刚你要真有本事你去追问1962啊，我只想说，有时候冯小刚骂你们是网络暴民真没骂错，反问一句有本事你来做国家领导人，你让我拍什么我就拍什么，他想拍的东西未必能真正由他去拍，即便他拍了也不会有人看到，他能对这个现实做什么？1942已经让有些人的菊花不舒服了，拍2046才最安全！ 不要再说这些无聊的言论了，我只想庄重的去看《1942》，用幸存者的身份。你我每一个人都是幸存者。 希望这片土地上， 不再有饥饿； 不再有伤害； 愿吾国吾党爱吾民如爱父母。 ——二十年后，死了更多的人。那时，在哭泣的不仅仅是河南。   1942影评四：1942，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打我记事起，我姥爷吃饭就特别干净，他总是用馍把盛菜的碗擦的干干净净，干净到那碗都不用刷，直接放碗橱里就行。如果有剩饭剩菜，都是他的，也不分什么菜式，都放到一个碗里，他扒拉扒拉就吃完事了还会说还有没有剩菜了，都给我，别倒掉！以前他年纪还算轻，这么吃很容易吃撑，可是他身体好倒也没什么。如今他80岁了还是这样吃，身体渐渐吃不消，总是让撑的拉肚子，我妈呵斥他说干啥这么吃啊那点饭倒掉又能咋的，他也不吱声，下顿饭照旧。 我姥和我姥爷总给我忆苦思甜，讲当年啊，有灾啊还有日本人啊，大家都跑老日（日本人来了，老百姓躲避日军的轰炸就叫“跑老日） 有钱的人家就弄辆车把细软值钱的打成包袱让牲口拉着跑没钱的人家就只能用腿。那次又跑老日，你姥爷小，就让他坐车上，大人拉着车跑，跑半天一瞅车上，孩子没了？！里外找了个遍也没有，还以为是跑的时候掉半路了，后来扒开车上的包袱一看，你姥爷太小了，车又太颠簸，给他颠到包袱缝里最后压到包袱底下了，最后找到他的时候，他脸让憋的黑紫，小命差点儿不保。我听了总是哈哈哈哈的笑，说唉呀妈呀我姥爷命可真大，就拿这些事当笑话，别的事，不会想。他们说，后来62年的时候，全村的老百姓饿的啊都不行了，人人都是贼人人都偷，那时候什么东西都是生产队的个人没有财产，大家饿的就都偷，偷地里的红薯玉米连草也偷只要能吃，就偷。大人小孩看起来都像是霜打的茄子，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那么天天坐在村口晒太阳，摸身上的虱子打发时间。那时候你姥爷好歹是县里酒厂的职工，他是司机，在当年，这是技术活光彩活，经常往外跑，就能捞着吃的。你姥爷又是顾家的人，自己吃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装提包里回家的时候给孩子老人吃。我姥说，幸运的时候还能有白面馒头，别家的孩子都饿的跟条小长虫一样在家趴着，就你大舅，一天天吃的好，胡通通胡通通的疯跑着玩。有天你大舅拿着块馍边走边吃，还没咬两口，隔壁的阿花就窜出来一把抢走你大舅手里的馍，边跑边吃，等你大舅把她从床底下拽出来的时候，馍早让她吃没了，气的你大舅给她一顿揍，阿花还说你揍吧揍吧，反正我吃饱了你揍我就揍吧。我姥说那时候在大街上谁敢亮出来自己有吃的啊，只要亮出来，肯定得被人抢，都是一边跑一边往馍上吐唾沫，等你逮到他了，一看馍上都是唾沫也不能要了，那时候人就是这么活的。我听了，还是哈哈哈哈的笑，好像他俩说的都是天方夜谭。 我没想到，整部电影说的都是河南话，河南话一响起，电影院里就有人笑，边笑边学”你弄啥类呀，你弄啥类呀“。星星被卖到妓院里，跟恩客说”爷，我吃的太撑了蹲不下“，还是有人笑，说咋那么没出息，撑到蹲不下。花枝跟拴柱说”我跟你睡，你把那两块饼干给我吧，睡一次两块饼干，值了”。后来她跟栓柱说“我跟你，让你在饿死前有个媳妇儿”还是有人笑，说这花枝挺贱啊！我们俩一直没有笑，我轻轻地对他说“你知道不，我们那，老人叫小女孩儿都叫”妮儿“叫小男孩儿都叫”小儿“，我姥我姥爷就这么叫我”。我不明白这样的一部电影，为何会有人发笑，如果想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部电影呢？网上很多人说，这部电影就是在发国难财，龌龊，要抵制，我也很不明白为何会有人这样想， 这样想的人，他肯定不是河南人，他家里的长辈也肯定没有挨过饿。现在的人心都这样了，把一部电影上纲上线，我实在是不懂。电影里的一些情节，一些细节，我想，只有河南人才能懂，就像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只有唐山人最懂一样。看完了，陶俊延说“你们河南人真伟大，你的爷爷奶奶肯定都是当年活过来的，还有好多死去的。东北人没有挨过饿，就是62年的时候也没有，那时候我们还能吃棒子面。”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我终于知道我姥爷为啥每次吃饭都把碗擦那么干净了，饿的滋味，只有他最懂。”   1942影评五：如何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电影进行了没多久，张涵予扮演的神父消失了，蒂姆•罗宾斯也消失了，冯小刚开始以庞大的野心拆解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元首不察民情、军队恃强凌弱、军需官大发国难财、政协主席随波逐流……而另一边，则是饿殍遍地、横尸遍野，难民卖妻卖女。偌大的国家，只有负能量，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性，让这部电影成为极不愉悦的观影体验，或者说，冯小刚知道如何去营造一场震烁历史的苦难，但他不知道如何去谄媚这个世界的崇高。 我不知道具体为什么，冯小刚会拍这么一部饥寒交迫的电影，倘若《唐震》还能关乎时代热点，那么《一九四二》作为早被人忘却的历史，看上去并没那么大的票房效应，而且前者尚有“抗震救灾”的这个谄媚点在，后者大概就只有赤裸裸地苦难呈现了，再说冯小刚的心狠，不像李安那样含蓄地隐藏犯罪现场，所有的暴力场面，包括野狗撕咬尸体，瞎鹿被热锅烹煮、横穿栓柱后脑的武士刀，都有些不忍目睹。整部电影，冯小刚就是在没完没了地将人物推向火坑，这是标准的电视剧风格的文本，以刻意强加的矛盾，调动观众情绪，剧力单薄，没有想象空间和题材的厚重感。 而且《一九四二》的出发点和《唐震》都很是可疑，面对这么一个苦难的题材谈票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可耻的事，何况，要同时符合主旋律、商业片和艺术性的三重条件，本就是痴心妄想，到底终归是个“三不靠”。冯小刚从来不是一个有明确的美学风格和标志化镜头语言的导演，也不是一个有悲天悯人情怀知识分子。他的电影几乎都是市井的俗语，最有价值的 “冯氏幽默”，实则是谄媚化的笑料拼凑的一招鲜，和加长版的小品无异。所以一旦到了《一九四二》这样的大背景下，冯小刚立刻暴露出自己的贫瘠和浅薄，他无法从这个灾难的背后挖掘出人性化的东西，也无法理解如何去面对这段历史。整部电影，他除了刻意强化苦难，实际束手无策，信仰本可以成为支撑和救赎的力量，但神父的布道没有被展开，反而显得多余，而政府的腐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为了避免文本单薄而刻意强化的副线，实际上如同半部记流水账一样的《建国大业》，它和难民逃荒的主线，其实并未形成强有力的交互性。 负能量的另一个表现是，电影里没有一个道德化的人物，作为长工的瞎鹿又偷又抢还卖女儿，拉车的拴柱以两块饼干诱惑欲占东家女儿便宜，而那个地主老东家经历了家产从有到无，竟被冯小刚定义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包括徐帆这个角色，被塑造成半坚贞半可怜的形象，实际上是有意拔高。在这部电影里，她的自行出卖，包括东家女儿的自我出卖，在为家人换食粮的同时，未必不包含了个人解决温饱问题的原因，实际上都存有私心，这就让她们身上的悲情色彩大大减低，而那场姑侄拜天地的情节转换迅猛而扭曲，实际上和《唐震》中徐帆下跪的那场戏异曲同工。而拴柱虽然是死在日本人的刀下，但那不是民族意识观的反抗行为（假如不是风车事件，他亦有做汉奸的可能性），而更像是一场风车引发的“天下无贼”式的血案。甚至纽约时报的记者白修德也不单纯，他经历过炮火洗礼和饥饿的边缘，但那是他的职业，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获得普利策奖。李雪健扮演的河南政府主席李培基本可算个正面人物，但他虚弱、迂腐，无法承担起整部电影里的希望与救赎的责任。 很多电影都描写过苦难，但并存的是希望的抗争，《金陵十三钗》就是不分贵贱毅然赴鬼门关的气节，这种崇高的东西，《一九四二》一点都没有。冯小刚或许也曾顾虑过电影里的人性善恶，但分给疾病中的阿嬷一升小米，在芦苇丛里换条裤子，似乎就是理想主义的荣光了，冯小刚总把眼光聚焦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处，自然也难有顾全大局的胸怀。《一九四二》是一部没有气节，没有想象，没有灵魂的电影，且完全是拼凑化的文本，冯小刚的小聪明一直凌驾在叙事之上，他的电影从来都是节节低俗的谄媚，就算在这部题材严肃的制作里都没忘了那些浅薄的幽默，不幸的是，这些幽默不但无法调和电影本身的沉重，还让这部电影从根本上变得更轻佻。 倘若一个导演在以诚意拍一部电影，那么里面必然有他坚信的价值观，这种东西，李安有，张艺谋也有，甚陆川都说自己有，至少他们能找到一个论点，去解释它的崇高，哪怕是用谄媚的方式，但《一九四二》中的冯小刚，若无米之炊，也只好拿着放大镜数落着那一颗接一颗的伤疤了。这犹如是拿苦难来贩卖，那些刻意强化的苦难，实际上是为了发更多的国难财，这个从来都只把票房挂在嘴边的人念叨的不是良心，而是利益，他从来不懂什么是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寄托。 所以，《一九四二》根本上是一部很无耻的电影，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它创作的严肃性，就像那些一百多天后仍然白白胖胖的难民晃在银幕上，很恶心，也很瘆人。   1942影评六：冯小刚的野心 冯小刚的喜剧商业电影，一直很受大家的欢迎，导演总想向大家证明些什么，除了能拍好喜剧电影还能拍大片。在张导和陈导这样中国大师级的导演拍起了武侠电影时，冯导也拿出了《夜宴》，不过很可惜观众们并不怎么买账。冯导痛下决心，老子除了拍喜剧片还能拍大片于是就有了《集结号》，虽然《集结号》算得上一部上佳之作，不过离张导的《红高梁》陈导的《霸王别姬》还是有些差距。 一度冯导放下了拍大片的想法重新回到了喜剧商业电影上，又获得了不少的票房，冯导又操弄起了《唐山大地震》剧情还好，就是片名起大了，依然改不了冯导的平日拍片的习惯，商业性广告的插入。听说拍《一九四二》是冯导多年的梦想，冯导也是新片发布会上反复强调拍此片的艰辛，或多或少想再次向大家证明，老子也能拍出感人至深的经典佳作。 电影开始时范地主家抢粮一事，我想这会冯导有了，不过，我高兴的太早了，接着又失望了，一个关于1942年河南受灾后的故事，被弄的支离破碎。《一九四二》中众明星粉墨场，让我仿佛回到了《建国大业》，明星扎堆上春晚表忠心，此时明星们是表与冯导的关系多么的铁。《一九四二》故事分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在逃荒路上的生离死别。另一条是国民政府，处理河南灾情难民的态度。正是这两条线索让电影情绪一直被抽离，观众们刚准备好了大把眼泪去同情灾民时，很快的又抽离到国民政府的冷漠中。 还有一些人物总让人很难完整投入到《一九四二》哀伤的情绪中。像李雪健的李主席一脸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表情一直向我们提醒新中国的《焦裕禄》是个好干部。陈道明的蒋委员长像每一部主旋律大片委员长一样无法救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只能退守台湾宝岛了。至于张涵予小安牧师挺二的一角色开始看着挺有戏的，后来怎么就没了，你这打酱油打的也随性了。当然，还是要感谢三位影帝的演出，表演没有问题，问题是电影人物对电影并没有加分。 或许冯导太想把电影弄得有些国际范，还请来了布洛迪和蒂姆·罗宾斯俩位好莱坞影帝助阵，这两位的加入是不是冯导正向张导喊话，你的《金陵十三钗》只请了一位好莱坞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演牧师，现在我请的可是俩儿，一个演牧师一个演战地记者。林永健同志在广大河南人民群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就请不要上演大力金刚丸搞笑小品了，没太多意思。 如果把两个半小时的《一九四二》剪成一个半小时张国力版的《活着》，地主老范如同小说《活着》中的富贵送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那将会更好看些，电影节情也更紧凑些。必须承认地主老范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人的逃荒经历赚走了我的眼泪，正当我大把的眼泪都准备好了时，电影配乐迟迟不来，这是闹什么啊，冯导。其实，有时感人的好电影并不要拍得那么宏大，观众也不想去了解那些所谓的高层黑幕真相云云，这年头所谓的高层真相总那么的官方，我只想被一个小老百姓的故事感动。